中國古代髹漆家具簡，兼起居文化的形成(五):宋、元時期(下)

文/鄭克峰圖/美輪博物館

核心提示：13世紀的中國北方及至14世紀的元代，實際上漢人的宗教與上流階層擁有著一個相對寬松的人文環(huán)境，比較適于各種文化之間在當地的匯集交流以及漢文化傳統(tǒng)家具的發(f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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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克峰，美輪運輸公司總經理，個人及公司從事中國古代家具收藏與研究約20余年，并在北京成立北京美輪博物館，收藏家具以具有歷史、文化價值的髹漆家具為主。

兩宋時期(北宋，公元960-1127年；南宋，公元1127-1279年)，中國版圖內，實際呈現的是同時存在著的兩個分布南北的政治文化中心。這兩個分別以漢文化與草原文化為代表的政治權力集團在中原南北的政治對立與軍事阻隔，事實上也造成了南北文化發(fā)展以及取向上的并不同步。特別值得當代中國人深刻玩味的是，兩宋時期，漢文化發(fā)展的成就與文明既已達到了明清兩代無可比及的巔峰狀態(tài)，然而造成南宋毀滅的直接主因，可能仍是緣于她既無法理解也無以應對蒙元遠大的政治軍事抱負以及強大的文化包容。中國之所以在明代有簡約線性設計的明式家具的發(fā)展，而在清代又有繁華雕刻設計的清式家具的盛興，實則也是分別緣于蒙元、兩宋政治文化遺產的最直接誘因。

本文前篇主要介紹了宋元時期中原以南區(qū)域髹漆家具特點、髹漆技法、出土文物等內容，本期將著重介紹同時期中國在中原以北區(qū)域家具家居的發(fā)展狀態(tài)，并試圖對中國從上古時代的7000多年前至公元14世紀之前髹漆家具發(fā)展的脈絡做個總結。

中原以北地區(qū)在宋元兩代家具家居獨立發(fā)展的可能狀態(tài)

遼、西夏、金、元皆是由中國北部各草原部族(包括北方漢人)所結成的邊境部落聯(lián)盟先后建立的地方性政權，其中遼是契丹于公元907年在中國東北建立的一個地區(qū)性國家，長期與北宋呈南北對峙，于公元1125年為金所滅；與宋、遼鼎足而立的西夏是黨項族在西北地區(qū)建立的一個政權，公元1038年由黨項首領李元昊稱帝，在公元1227年為蒙元軍隊所滅；代遼而起的金是由女真族在公元1115年建立的一個國家，公元1234年為蒙宋聯(lián)軍所滅；隨后則是蒙元對南宋的逐步吞噬，而最后在不到100年的時間跨度內，蒙元又因自身的無力掌控而失去了對中國的統(tǒng)治。

因此，研究10～14世紀中國北方髹漆家具及起居文化的發(fā)展，我們應反復強調深入探討其中多元文化與宗教的構成及相互影響，不僅要了解相應各部落族群的族源與發(fā)展，以及在此期間宋、遼、金、西夏、蒙元、吐蕃、大理之間的通使通貢以及結盟；還要了解他們與中亞、西亞、歐洲以及日本、高麗、東南亞各國的關系與影響；更要了解中原文化影響下的各部落聯(lián)盟重要領袖人物的出身及宗教文化背景；統(tǒng)治精英階層對佛教、儒學、漢文化的態(tài)度與作用走向，及相應對中國社會與文化生活所產生的深遠影響。只有這樣，才能得到我們本段研究的一個大致歷史輪廓。

首先讓我們來看看遼(公元916年～1125年)。契丹最早是回鶻可汗的藩屬，生活在今河北北部和遼寧西部，公元840年前后，回鶻人權力崩潰，把他們在漠北的老家向西遷到了新疆東部吐魯番及河西走廊，于是契丹人在東北開始崛起并成為中國北方政治的有力參與者。到了10世紀20年代，另一個盤踞在中國北部的非漢人軍事地方政權即沙陀人統(tǒng)治的后晉，成為契丹的傀儡并將中原邊境的燕云16州連同其漢人人口都割讓給了契丹。于是，契丹在河北山西找到了立足點，之后因為內亂而沒有決定侵入中原，卻采取了一個反向的擴張，實現了對今蒙古、遼寧、吉林和黑龍江等北部地區(qū)全部占領。至此，遼不僅從事放牧，也經營很大程度上的以農耕為主的混合經濟，大部分主要由契丹、奚人還有回鶻人組成的種族族群，不僅已實現了長期定居，同時還擁有一批由北方漢人組成的農民、工匠以及商人組成的漢人族群，與其他各族人群“因俗而治”。按照歷史資料的記載，現在委實很難勾勒全體遼代百姓日常生活的整幅畫卷，但我們仍不難對遼時期在靠近中原黃河流域的家具家居發(fā)展有一個較為真實的設想推斷。

河北宣化下八里村遼代壁畫墓群之其中張匡正墓《備茶圖》(圖1)，就反映了茶文化在當時遼地的流行寫實。畫中除扎有契丹發(fā)髻的5名草原人物之外，還有五件木質或竹藤家具，其中最顯眼的，是那件大型的簡約線性設計的“明式方桌”，可以看得出來，她采用的是簡單榫卯結構，極盡實用的功能且通體光素沒有任何紋飾。

另一個大型家具是圖畫中間在地面上放置的那個正方體4層塔形斗拱食盒，每層的各個木質零件除榫卯銜接之外，另在水平中分的位置，箍有一圈密布鉚釘的鐵線；最上端的那層斗拱梯形頂蓋，也是密布著緊固功能的鉚釘；每層食盒的兩側，均設有鐵環(huán)以方便搬動；食盒的底托采用縮口鏤空的設計，不僅美觀，而且保證通風干燥。而在食盒旁邊佇立的那個箱柜，底部采用的也是類似縮口通風的設計。

此外，置于方桌上的那個木盒，斗拱型的頂部也密布著具有緊固功能的鉚釘，如地上的那個箱柜一樣，同時也扣有私密的鐵鎖；而木盒箱體底部外翻伸出的云紋四足，不僅營造了視覺上的美觀穩(wěn)定，也在實用功能上保證了通風隔濕。方桌上面放置的幾個茶盞茶壺，表明了遼國此時已然從中原引進了瓷的技術并開始批量生產，以替代舊有的木質或皮質茶具餐具。方桌上面的那個亭亭玉立極富流線，用來包裝從南方進口茶葉的竹藤茶簍，還有畫中兩名婦人端呈于手上的那兩件茶托漆器，無疑是來自南方制作的藝術珍品。

最最有趣的，當屬畫片兒中間置于地面的那兩件鐵質茶碾與茶爐，采用的居然是佛教文化中須彌座高臺與蓮花瓣佛塔塔基的設計(圖2)，不僅反映出遼時期佛教影響的盛極，而且折射出草原文化的達觀幽默與百無禁忌。這是因為，如果同一件事情發(fā)生在漢文化苛刻禮教當道的中原以南，可能有時相反的會被視為大逆不道而帶給人們膽怯的壓力。

明式家具里的束腰設計，實際源自中國北方云岡石窟與莫高窟隋唐雕塑及佛塔須彌座之建筑結構的啟發(fā)。束腰型制的家具設計，最早出現在約公元4～5世紀的東晉，爾后更在唐代不斷涌現。而相應之同時代藝術家文人等眾多繪畫中表現出來的方形床榻，也是模仿須彌座或佛塔塔基中間束腰部分中的并列壸門而進行的同類別制作設計(圖3、圖4)。

與上述同一壁畫墓群的張世卿墓《散樂圖》(圖5)，則表現了遼時代樂舞表演的生動畫面。除舞者之外，一個由11人組成的樂隊，分別手持髹漆的樂器，分別是篳篥、吹笙、琵琶、排簫、腰鼓以及大鼓；大鼓通體為髹漆朱紅地彩繪瑞鳥祥云；簡潔線性設計的大鼓支架，也是髹朱紅漆，在4個支柱的頂部分別各伸出一朵描金的祥云，是北方黃河流域一件典型的髹漆家具。

另外必須提及的就是遼代西京大同上下華嚴寺。上華嚴寺之大雄寶殿，是我國現存遼金時代最大的一處佛殿；下華嚴寺正殿薄伽教藏殿則是為始建于遼重熙七年(公元1038年)的遺物，寬大的佛壇上完整地保存著三十一尊遼代彩塑，是我國不可多得的遼代藝術珍品，連同建筑以及壁藏被譽為完整的遼代藝術博物館。

上下華嚴寺之殿內目所能及的家具陳設，有長形的供案、方桌、酒桌以及轎椅，皆為大型的家具，也是線性的設計而少雕刻紋飾，皆披麻刮灰，髹厚黑漆，由于經年香火的熏燎及佛塵的淤積呈現出灰黑的顏色而了無光澤。這些家具應是明末清初由寺院增購補進，非為幸運流芳的遼代遺物，但根據前述中國古物之就地取材當地生產的法則，這批家具的型制，應與前朝保持著某種同宗同源的聯(lián)系。

比較有趣的是，大同上下華嚴寺內，供奉陳設不只一件的長形黑漆供案，此類大型家具的長度及型制，除千里之外的甘肅青海兩地藏傳佛教寺院，在明清兩代曾有大量陳設之外(圖6)，而在中國南方及至北方的其它地區(qū)，卻絕無發(fā)見。遼代當時的青海甘肅，卻是黨項人之西夏國的領址。西夏也是佛教王國，并與遼及至之后的金一直保持著盟友的聯(lián)誼，因此不知其中是否藏有未為人知的機緣？

13世紀蒙元時期蒙古家具家居的起源

蒙古人最早僅僅是金朝女真族的一個默默無聞的附屬，到了13世紀上半葉，中國中原以北的大片土地，卻在蒙古人，推動下，令所有草原游牧部落達到空前統(tǒng)一。另外一個更為強大的相對于南方宋王朝政府的政治權力中心，在中國的西北開始形成。這個新政治權力的統(tǒng)治階層，是由蒙古人、吐蕃人、漢人、女真人、契丹人、畏兀兒人等所組成的一個復雜的結合體，在成吉思汗之后其第三子窩闊臺執(zhí)政時期，它的運行，遵循的是實用的管理方法與草原社會的習慣；比如在窩闊臺時期，這個階層，交由杰出的契丹人耶律楚材負責管理；他較為明確地維護了眾多漢人納稅者階層的利益，卻非常有條理按計劃地實現了蒙古征服者的斂財目的；而且其統(tǒng)治運轉，應也是大致落腳于唐代的機制。之后，以蒙哥、忽必烈為代表的這個西北權力政治中心，表現出來的宏大軍事能力以及政治抱負野心，遠非南方的政權所能解悟。于是，在這個中國南北對峙內戰(zhàn)延綿的特殊時期，趙宋政府所面臨的問題，也由其當初篡權上位而費盡心機的合法訴求，轉眼間變成為可否解決矛盾紛爭、考驗其執(zhí)政能力的長期困擾。而我們相應有關蒙古家俱家居文化發(fā)展的研究就此展開：

首先，北中國地區(qū)的漢人軍隊被蒙古人迅速征集。彼時，這些漢人的軍隊，有些是在長官的帶領下完整地投靠了蒙古人，而大量的則是由在新政權下保留原職的那些遼金漢人官員從北方漢人平民當中征募；同時，北方的漢人還被迫為戰(zhàn)爭提供各項物資以及勞役；于是，在中國北方，漢人軍隊及勞役者的數量，實際上大大超過了蒙古軍隊。

但佛教僧侶，儒教及道教人士，回教，基督教徒等各類宗教人士，卻能免于各種各樣的賦役。特別是對于藏傳佛教，蒙古人似乎天生就有著與之俱來的好感。公元1240年窩闊臺次子闊端的蒙古軍隊深入到了西藏腹地拉薩附近的熱振寺，但未做進攻而是迅速撤退。終于，公元1247年，蒙藏在甘肅和平舉行了具有劃時代偉大意義的涼州會盟，從此西藏被納入了中國版圖。

當時，成吉思汗鐵木真軍隊中的蒙軍部分，人數總計約僅不足12萬；為了有效地避免其后可能發(fā)生的權力紛爭，成吉思汗鐵木真分配給三個較為年長的兒子術赤、察合臺、窩闊臺每人約4，000人的軍隊及相應領地；而按照游牧部落的習俗，他的第四幼子拖雷，則得到了父親留下的蒙古本土以及總約計10萬余人的蒙軍核心，這對之后拖雷之子蒙哥以及忽必烈得以執(zhí)政上位，產生了深遠影響。

而當時的中國北部并未囊括在成吉思汗鐵木真任何可能的分配方案。

元世祖忽必烈本身信仰的是薩滿教，輪到他執(zhí)政的時候，好像只是稍稍限制過一些道教人士的舉止；他的母親唆魯合帖尼別吉，信仰的是聶思脫里派基督教，對蒙哥和忽必烈的人生給予了極大的教誨與支持；忽必烈的妻子察必，則是一名虔誠的佛教徒，她可能也是比較的強勢，曾向忽必烈推薦了不少吐蕃藏傳佛教人才，并在適當的時候對他們給予了適當的庇護，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忽必烈的治國之策。而忽必烈本人，作為巨大疆土的統(tǒng)治者，一直是小心翼翼地游走于他喜愛的蒙古傳統(tǒng)，漢文化、藏傳佛教以及基督教文化之間，令所有的人都尊敬滿意；他認識到其制度的制定必須容納占絕大多數之漢人臣民的價值觀念。他也曾委托馬可·波羅的父親尼柯羅·波羅及叔叔馬菲奧?波羅回歐洲勸說教皇克萊門特四世，派遣100名有知識的基督教徒來中國幫助蒙元政府的管理統(tǒng)治，但令他遺憾的是這兩個老波羅先生最終未能將此宏大計劃付諸實施，N年之后他們兩手空空無助地回到了忽必烈大帝的帳前；因此，中國在13世紀，繼西漢的張騫之后又一次失去了與歐洲羅馬直接接觸的機會；而無論如何，令忽必烈感到非常自豪的是，他的朋友及屬下，吐蕃人八思巴，在公元1269年創(chuàng)建了以41個藏文字母拼寫的蒙古新字；但這個八思巴字，最后卻未能取代畏兀兒體的蒙古文字，它隨著元朝的滅亡而逐漸消失。

因此，從以上的敘述可以看出，蒙古人除去掠奪并利用當地資源以滿足其巨大戰(zhàn)爭機器的需求的考慮之外，在13世紀的中國北方及至14世紀的元代，給予漢人上流階層的宗教與文化，實際上是一個相對寬松的人文環(huán)境，比較適宜于各宗教文化流派在中國的匯集交流，以及漢文化傳統(tǒng)家具家居的向前發(fā)展。

其次是，在任命地區(qū)一級行政管理人員的時候，比如蒙哥執(zhí)政時期的吐蕃，當地的精英人物，吐蕃寺院的藏傳佛教教派，通常被留在適當的統(tǒng)治位置，并另外指派大汗的家臣去監(jiān)視地方政府職能的執(zhí)行。而長期以來，吐蕃人一直在給予蒙古人特別是忽必烈的事業(yè)以不可或缺的支持。

而且，蒙人曾對其所統(tǒng)治的整個中國區(qū)域，反復進行了數次人口統(tǒng)計，以確保各類人才的調配，各項稅費的收取，以及物流的暢通；特別是公元1252年的人口調查，所有中國北部的漢人鐵匠以及木匠，都被登記為“炮手”并建立了專門的名冊，以便日后當有需要的時候，官員們只需打開花名冊，挑出相應適當數量的人選就可以了。

這些由北方漢人組成的木匠與鐵匠，極有可能參加過忽必烈都城宮殿建設的大規(guī)模配套作業(yè)，并為這位新任的皇帝制作了大量的宮廷家具；但無論如何，這些木匠與鐵匠，在公元1272年忽必烈圍困攻克南宋城池襄陽的戰(zhàn)役中，曾經發(fā)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們不僅可能幫助蒙軍建造、修理，最后一共糾集了約5，000艘戰(zhàn)船，而且事實上還在兩位工程師亦思馬因和阿刺瓦丁的設計指導下，建造了能夠遠距離發(fā)射超大石塊的投石機以及石弩等大規(guī)模殺傷性武器，最終破除了該城南宋軍隊長達五年的頑強抵抗。

因此，通過以上的史實，我們幾乎可以斷定，藏傳佛教約應是在13世紀中葉以前既已完成了向蒙古的傳輸；相應吐蕃西藏的藏傳佛教家具家居約應也是在此相當的時候對蒙人的日常生活開始發(fā)生影響；從而產生了以蒙古地方文化為特色，兼以西藏及中原文化為影響的蒙古彩繪髹漆家具，并在清代隨著滿族人的進京統(tǒng)治而得到進一步的發(fā)展并獨樹一幟。即便我們現在前往外蒙的烏蘭巴托，有時也能看見當地人沿襲舊制元素生產的一些現代版蒙古家具。同樣地，我們現在在中國地面，亦已然可能很難找尋到明代以前的蒙古髹漆家具?，F僅以北京美輪博物館館藏之部分清代蒙古家具的圖片(圖7、圖8、圖9)示以讀者，聊以自慰。

至此，直到公元14世紀，中國古代的傳統(tǒng)髹漆家具家居文化的這棵枝繁葉茂的參天大樹，才比較清晰地展現于世人的眼前圖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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