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邵曉峰

宋椅通論

在人類千余年間逐漸形成的起居概念中，椅和凳的最大區(qū)別在于椅有靠背，除了供人垂足坐，還可供人倚靠，所以早期的椅子也稱為“倚子”。比如北宋歐陽修《歸田錄》卷二就記有：“今之士族，當婚之夕，以兩倚相背，置一馬鞍，反令壻坐其上，飲以三爵?！鄙踔恋搅四纤螘r期，趙與時還在其《賓退錄》卷一中說：“京(蔡京)遣人廉得有黃羅大帳，金龍朱紅倚卓，金龍香爐?！倍幸欢螘r期，椅則常被人們用來指代椅樹或椅木，例如，北宋秦觀詩《次韻邢敦夫秋懷》之九曰：“果欲鳴鳳至，還當種椅梧?！边@里的“椅”指的就是椅樹。北宋曾鞏詩《劉景升祠》曰：“乃獨采樗櫟，不知取椅檀?！边@里的“椅檀”指的是椅木和檀木，泛指良材。

到了南宋，將有靠背的坐具稱作椅子的說法逐漸增多。譬如，南宋陸游《老學庵筆記》卷四引徐敦立言：“往時士大夫家，婦女坐椅子、兀子，則人皆譏笑其無法度?！钡且灿兴稳藢@一說法持有異議，而且說得頗有道理。北宋黃朝英(建州人，紹圣后舉子)在其《靖康緗素雜記倚卓》中說：“今人用倚卓字，多從木旁，殊無義理。字書：‘從木從奇乃椅字，于宜切，詩曰其桐其椅是也。從木從卓乃棹字，直教切，所謂棹船為郎是也?！凶恐蛛m不經見，以鄙意測之，蓋人所倚者為倚，卓之在前者為卓，此言近之矣。何以明之？楊文公《談苑》有云：‘咸平、景德中，主家造檀香倚卓一副。’未嘗用椅棹字，始知前輩何嘗謬用一字也。”盡管如此，也許正因為宋初以后越來越多的椅子以木材來制作，早期的“倚”才逐步演化為我們今天所熟知的“椅”。

椅作為高坐家具的代表，在宋代有了更為成熟的表現。宋代椅子可分為靠背椅、扶手椅、交椅、圈椅、寶座、連椅、玫瑰椅等。其中，靠背椅是宋代使用數量最多的椅子。

靠背椅的造型盡管并不復雜，但宋人將其發(fā)展得豐富多彩。從現存繪畫和出土實物看，宋代靠背椅的搭腦多為出頭式，向兩側伸出很多，與宋代官帽的幞頭展翅有一定聯系，在形式感上也增加了對比性。以搭腦形狀分，宋代靠背椅可以分為兩大類：直搭腦靠背椅與曲搭腦靠背椅。

直搭腦靠背椅又可分為橫向靠背與縱向靠背兩種(靠背的橫向與縱向指的是靠背與人的脊柱接觸處主要木條的方向)，其中以直搭腦縱向靠背椅為多。在眾多的古畫和墓葬品中，浙江寧波南宋石靠背椅可作為直搭腦縱向靠背椅的代表。南宋石靠背椅原為南宋史詔墓道前的隨葬品，在浙江省寧波市東15公里的東錢湖被發(fā)現。原先石椅有兩件，一件后被破壞，另一件于上世紀90年代由文物管理部門從農民家收集后歸放原處。

石椅根據當時真實大小的木椅造型與結構雕制而成，是宋代典型的燈掛椅。石椅中間部分為實芯，大部分被椅披覆蓋，下設足承。座屜下有牙角。水平搭腦有殘缺，圓形斷面，從殘存痕跡看，搭腦應是向兩側挑出的。四足有側腳，兩后足略向后傾斜，使倚靠舒適。側棖線腳使用了劍脊線，使此椅成為較早運用劍脊線的實例。椅子兩側座屜下部使用具有結構與裝飾雙重作用的牙板，此外在巨鹿宋椅、江陰宋椅、鹽城宋椅上也使用了牙板，說明在宋代已廣泛使用牙板，并為明清家具沿用。中國傳統(tǒng)家具學者陳增弼先生認為石椅座屜使用的是“兩格角榫座屜”做法，這為我們認識南宋椅類家具提供了較為直接的尺寸與數據。

至于直搭腦橫向靠背椅，可見于江蘇江陰孫四娘子墓出土木靠背椅、內蒙古林西遼墓出土木靠背椅、北京遼金城垣博物館藏金代木靠背椅和寧夏涇源北宋墓磚雕椅等，北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中的雙人連椅也有如此特征。

宋代曲搭腦靠背椅

宋代曲搭腦靠背椅可分為橫向靠背式與縱向靠背式。

曲搭腦縱向靠背椅有河北巨鹿宋城遺址出土木靠背椅、江蘇溧陽竹箐鄉(xiāng)李彬夫婦墓出土陶椅等，其形象還可見于北宋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宋佚名《十八學士圖》、南宋佚名《五山十剎圖》等宋畫。

曲搭腦橫向靠背椅實物在河北宣化下八里遼張匡正墓、張世本墓、張文藻墓，內蒙古赤峰遼墓，內蒙古喀喇沁旗婁子店鄉(xiāng)遼墓等遺跡中皆有出土。

以內蒙古翁牛特旗解放營子遼墓出土木靠背椅為例。此椅通高50厘米，座面高22厘米，椅面長35.5厘米、寬36.5厘米。座面近于攢邊做，中間部位為薄木板制成，與卯合的四框齊平，前大邊與左右抹頭兩端的交接處向外突出，并做了一定圓角處理。前沿橫棖上的鑲板有兩個桃形開光。椅背橫靠背作弓背狀，下附加兩根三棱形細橫棖。

河北宣化遼張文藻墓出土的兩件木椅和前述椅子雖然出土地點不同，但是在造型與結構上是一脈相承的。張文藻墓木椅被發(fā)掘時是置于桌旁的，應是桌子的配套家具。其中一件木椅，高78厘米(足高32.5厘米)，座面長42厘米、寬35.5厘米。座面也近于攢邊做，只是前大邊與左右抹頭兩端的交接處向外突出的部分未做圓角處理，而是呈現原有的方形截面。前后邊框鑿鉚，中置串帶兩條，帶上托椅座面，座面和橫帶用四枚木釘楔合加固。另一件木椅已散架，但可復原，形制同上，靠背為弓形。

除了以上兩墓，內蒙古赤峰遼墓、內蒙古喀喇沁旗婁子店鄉(xiāng)遼墓等其它遼墓也出土了較為類似的靠背椅，其鮮明特征是椅面前大邊與左右抹頭兩端的交接處有向外突出的部分，呈十字形。這反映了一定的區(qū)域特征，也和審美心理有關，也許由于椅面前端的這種十字形突起沒有實際的功能價值(甚至妨礙臀部的活動)，所以并沒有被繼承下來。

曲搭腦靠背椅在搭腦的彎曲造型上也有較大的變化，例如著名的河北巨鹿宋城遺址出土的木靠背椅，其搭腦就呈現出一定向下彎曲的弧形變化。而南宋佚名《五山十剎圖》中的徑山化城寺客位椅子在搭腦上則呈現出三段變化，中間一段最高，且邊端作弧形變化，兩側的兩段偏低，其兩邊也作弧形變化。

這一時期，一些重要人物所坐的靠背椅曲搭腦末端出現了龍頭的造型變化。例如四川大足南山第5號窟南宋三清古洞群像中的靠背椅、宋佚名《女孝經圖》中的靠背椅、宋佚名《宋代帝后像(南熏殿舊藏)》中十多位帝后所坐的靠背椅等。

宋代靠背椅實物

由于宋代靠背椅的形象多為側面，叫人難以分清究竟是直搭腦還是曲搭腦。這種情況一般出現在“一桌二椅”的家具陳設形式中。例如：河南安陽小南海北宋墓壁畫、山西平陽金墓磚雕、山西聞喜寺底金墓壁畫中的靠背椅均是如此。由此可見，河南地區(qū)對于“一桌二椅”的家具陳設形式的運用最多也最成熟。在高坐起居方式的家具中，桌和椅是最重要的家具品種，在這里它們的組合已經定型，說明高坐起居方式已經在這一地區(qū)開始普及。

宋代靠背椅出土的實物較少，占比重最大的是明器。若論當時的實用椅子遺物范例，當屬河北巨鹿北宋遺址出土的木靠背椅，其背后有明確的墨書題款紀年，顯示為：“崇寧叁年(公元1104年)叁月貳拾肆日造壹樣椅子肆只”，另一處墨書顯示為“徐宅落”3個字。說明當時的工匠共為徐宅制作了4件這種款式的椅子。

河北巨鹿北宋木靠背椅沉睡于泥沙之下八百余年，出土時雖已散架，但構件基本保存完整，通體髹飾過桐油，后經修復，藏于南京博物院。中國明式家具研究所所長濮安國先生在其《中國紅木家具》中對它進行了重新繪制。此椅高115.8厘米，坐高60.8厘米，座屜寬50厘米，椅深54.6厘米，出頭搭腦向外挑出，并呈下彎的弓形，為燈掛椅式造型。座屜由兩塊面板拼合而成，面板端頭與短抹使用落槽拼合法，但在大邊處不入槽，與其只是平合拼接，采用的也不是“攢邊做”手法。由此可見，我國家具中的這一做法在北宋晚期尚處于形成階段。此件北宋實用木椅的出土可謂是北宋末年宋徽宗時期民間木家具的珍貴實物資料，為研究我國宋代家具樹立了標準，對研究我國古代坐具有重要價值。

1980年，江蘇省江陰縣北宋“瑞昌縣君”孫四娘子墓出土，墓中有一件杉木靠背椅。椅高66.2厘米，坐高33厘米，座屜寬41.5厘米，椅深40.5厘米，椅面厚3厘米。座屜結構方法與前述的巨鹿木椅大致相同，也為“兩格角榫座屜”，可以看作是北宋后期流行制作程式的產物。椅背設一橫檔，向后微彎。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件木椅的兩后腿均釘有雙手合攏于腹前的侍俑(此墓出土的木桌也是如此)，這種家具設計應是當時當地特定風俗的產物，別有含義，寄予了當時的某些喪葬觀念，譬如即使到陰間也有眾多仆人進行周到的伺候。

另外，北京遼金城垣博物館藏金代木靠背椅、內蒙古林西遼墓出土木靠背椅、內蒙古解放營子遼墓出土木靠背椅、河北宣化遼張文藻墓出土木椅、江蘇武進南宋墓出土木靠背椅均是現存十分可貴的宋代靠背椅實物。